电影院越来越像是审判庭。
有人进去，自觉在审判长的位置落座。一旦抓住观众的瑕疵，便大声喝止，或拍到网上。电影演了什么并不重要。他真正享受的，短暂拥有权力的幻觉。
我唾弃这种行为。
我们走进电影院，是为了看一部电影，不是为了参加一场审判，是为了稍微远离日常的枷锁，而不是让别人监视自己。
屏幕亮起来，观众席暗下去。这黑暗自有它的意义。它告诉每一个人：在这里，你可以笑，可以流泪，可以窃窃私语，可以惊慌失措，可以获得一些安闲。
这不是为盗录或者扰乱辩护。辩护没有意义，定义权已经渐渐被那些动辄声称“日本或者香港就是这么做”的人操弄。似乎部分圈子的小文化就是世间的真理一样。
把小圈子的文化收回小圈子，不要来侮辱大众文化。个人的智慧不会理解世间所有的知识，也无权要求世间所有行为都符合自己的理解。
比失礼更可怕的，是全社会蔓延的私刑。
当任何人都能借正义之名行使私刑时，强权和暴力就会压制正义。
借口再高尚的私刑也是私刑。私刑的本质，是有人越过既有的合意，凭自己的判断决定谁有罪，凭自己的情绪决定惩罚多重，再凭围观者的人数证明自己正确。只需要一段视频、一句标题和一群来不及思考的人，我们的社会就又多了一条规则的枷锁。
自由主义与极端主义的区别，不在于前者没有规则，后者有规则。而是前者限制规则的边界，后者则相信规则永远不够多，惩罚永远不够重，监视永远不够严密。
极端主义经常带着善意出现。它希望环境更加安静，希望所有人表现得更加文明。后来要求逐渐增加，任何多余的话都显得可疑，一次无意的失礼也必须追究。受到指责的人若试图解释，解释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罪证。
然而，这种社会只能制造恐惧，向警察社会再迈进一步。
当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必须检点自己的每一个动作，当他喝水、咳嗽、转身、发笑、查看手机，都要先想到是否有人正在监视自己，他就不再是一个自由人，而是一个尚未被宣判的嫌疑人。这样的社会也许十分严密，却不会十分文明。沉默、伪装和告密不是文明的社会。
经济必须留有余地，创新是无法计划和监管的。同样地，法律也应当留有余地，排除裁量的法律，留下的更可能是机械的残酷。
现代保守主义真正需要警惕的，正是那些企图垄断规则解释权，进而改造一切、监督一切的人。真正的保守，不可能是无限扩大公权，把生活管理得密不透风，而是保存我们人类从蒙昧进步至今的自由主义，保守那些未经命令却长期支撑我们的东西：分寸、体谅、克制，以及在别人犯下小错时不急于毁掉他的能力。
电影院需要黑暗。社会也需要一点黑暗。
我们失去的自由已经够多了。这是我们最后防线的其中一条。
